高丽王朝（918–1392年）在佛教文化高度繁荣的同时，儒学思想也逐渐兴起，成为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力量。儒学不仅影响了高丽的官僚制度和法律体系，也为后来的朝鲜王朝奠定了治理理念和社会价值观。
一、儒学传入与早期发展
儒学在高丽时期通过多种途径传入，包括中国宋代学者来访、朝贡交流、以及僧侣和官员在唐宋求学带回的经典。高丽早期虽然以佛教为国家宗教，但朝廷和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儒学在治理与道德建设上的重要性。
10世纪至12世纪，高丽朝廷逐渐设立学官和太学等教育机构，培养儒学人才。学官主要负责科举考试与官员教育，太学则是培养王室与贵族子弟的学府。儒学经典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成为考试和治国的重要依据。
二、儒学与政治制度
儒学思想强调君权神授与伦理道德，这对高丽的官僚体系和治理模式产生深刻影响。高丽中央政权在佛教僧侣权力的制约下，逐渐借助儒学理念进行政治调节。例如，王权通过科举制度选拔文官，强化中央集权；儒家伦理则成为限制贵族权力、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。
此外，儒学强调礼制与等级秩序，这与高丽的骨品制度相结合，为社会分层提供了理论基础。文官阶层通过儒学教育获得社会地位与政治话语权，逐渐形成与佛教僧侣势力相抗衡的政治力量。
三、儒学对社会的影响
儒学的兴起不仅改变政治结构，也对社会风俗、教育和家庭伦理产生深远影响。儒学强调孝道、忠诚和礼仪，使家庭与社会秩序更加稳定。贵族和士大夫阶层以儒学为修养标准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精英阶层。
在教育方面，儒学推动了书院和学堂的发展，为地方人才培养提供平台。知识分子通过研读儒学经典，不仅提升个人修养，也增强了地方治理能力。这一时期，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，形成高丽独特的儒学文化体系。
四、政治转型与佛儒并重
高丽中晚期，政治逐渐向文官主导转型，佛教僧侣的政治影响力相对削弱。这一变化与儒学的兴起密切相关。儒学不仅提供理论支持，还通过教育和科举制度培养官员，为中央集权和社会稳定提供人力保障。
与此同时，高丽仍保持佛教文化的核心地位，形成佛儒并重的局面。佛教在精神和文化领域具有主导权，而儒学在政治与行政领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。两者相互制衡，使高丽社会在动荡中保持一定稳定。
五、历史意义
高丽时期儒学的兴起，为朝鲜王朝（李氏王朝）的建立与儒家政治体系奠定了基础。朝鲜王朝后期的中央集权、科举制度和儒家治国理念，都可以追溯到高丽时期的政治实践与学术积累。
此外，儒学对高丽社会的伦理、教育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，塑造了韩国民族价值观的重要部分。儒学不仅成为治理工具，也成为社会稳定、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播的重要支柱。
总的来说，高丽的儒学兴起和政治转型，是佛教与儒学在国家治理中互动的典型案例。它不仅展示了高丽王朝的智慧与适应能力，也为后世朝鲜半岛的政治文化格局奠定了深远基础。